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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黑石号”(下):唐代沉船里的千年“扬

  唐代“黑石号”沉船来自哪里?去向何处?知名陶瓷研究学者陆明华认为,“黑石号”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唐代的扬州,从扬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

  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本文从“黑石号”瓷器与长沙窑产品贸易、绿釉与白釉绿彩器相关研究、“黑石号”陶瓷器与扬州港方面对该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关问题作深入议论和探讨。此为下篇。

  中国最早的白釉绿彩陶器发现于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中,这种器物, 以前曾被研究者看作瓷器。绿釉陶器在东汉时期就已开始烧造,隋代已出现色泽鲜丽的精美制品。在唐代皇室成员墓葬中,曾出土有不少高等级的优质低温单一色釉制品,如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太子李弘死后,按天子礼仪,葬于河南伊师的恭陵。垂拱三年 ( 687年 ) 陪葬的哀皇后墓出土有蓝釉、黄釉和深绿釉(以前被定为蓝釉)陶器制品(图 9),是目前出土的唐代最高等级成组低温单色釉器物,可能均为巩义窑烧造。另外,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墓中有其第八子越王李贞墓,墓中出土有三件绿釉盖盒,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706 年)永泰公主墓出土绿釉杯等(图10),均属高规格墓葬随葬器物。此外,唐代皇宫——西安大明宫遗址一带发现的部分绿釉“盈”字款器残片,提示此类物品可能存在的高等级使用产品性质。唐代白地绿彩器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出土,但多光素无纹,似“黑石号”出水的刻有纹饰的制品极为少见。

  唐代北方烧造低温绿釉和白釉绿彩器的窑场有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和山西泽州窑等,南方地区有长沙窑等。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和相关科学测试数据看,唐代北方绿釉与白釉绿彩产品较多是陶质产品。 而长沙窑的绿釉和白釉绿彩则都是瓷胎。当然,长沙窑白釉与北方白釉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灰白色釉。北方地区的白釉绿彩基本上应属于和唐三彩相同的系统产品。不过,海外有研究者把“黑石号”白釉绿彩器称为“炻器”。

  唐代北方巩义窑和邢窑,均曾生产过唐三彩和绿釉及白釉绿彩器,“黑石号”沉船中的绿釉及白釉绿彩器与北方同类产品风格相同。海外有研究者曾测试过“黑石号”绿釉与白釉绿彩器的化学成分,所测八个样品数据证明它们均应产自巩义窑。 “黑石号”上的白釉绿彩器和绿釉器,其中一部分是中档产品,有的甚至质地较粗。但另一部分是精细或者说是高规格的器物,有些迄今未见其他地区发现,而底刻“进奉”款的白釉绿彩盘(图11)和底刻“盈”字款绿釉五瓣花口碗(图12)是两件特殊的器物,均属首次发现。

  图 11 白釉绿彩“进奉”铭盘。“黑 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12 绿釉“盈”字铭碗。“黑石号” 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目前尚未找到唐代明确的“瓷窑院”或“进奉瓷窑院”这一机构。笔者曾找到唐代文献中记述唐代有“进奉院”的线索,但同一事件在不同文献中的机构名称是不同的,最终无法确认。不过,代宗大历十二年(777 年)五月后地方各道都有派设于京师的地方办事机构“进奏院”之事早已为今人熟知。据记载:

  “其月十一日,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宜令 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

  “向外所闻事宜。右, 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 申报御史台......”

  迄今为止,能与“进奉瓷窑院”直接呼应的史料微乎其微,只有河北内丘与“赵府君墓志”同时发现的其三子“赵公素墓志”可与联系,墓志铭称公素曾任“进奉茶院十将” ,其长子元霸“为进奉茶院驱使官”。 如果说“进奉瓷窑院”是专指邢窑这样的管理机构,那么,“进奉茶院”则应是远离河北的另一特设机构,不过是否便是在浙江长兴顾渚的唐代皇家茶院,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文献曾记载,唐大历三年(768 年)有千余艘进奉船在江淮地区航道同时出现,其时,“李正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兴元元年(784 年),朝廷平定幽州将领朱泚之叛,“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 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此后,节度使、刺史乃至判官均参与进奉,主要目的是以此换取帝王的额外恩泽或升迁。而且, 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流宕忘返”,愈演愈烈。

  中晚唐时,来华的外国商船也有直接与“进奉”有关的内容,朝廷曾规定:“南海蕃舶,本以慕华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税率。”据相关研究,“唐代市舶使负责进出口航海贸易,包括征收船税(舶脚)、登船检查货物(阅货)、代表政府收购珍宝异物(收市)、接收船商贡给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礼品(进奉)”。 其中,“进奉”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时进入中国的很多外国商船可能都负有此使命,而这种“进奉”,一定有唐王朝的回报。

  笔者认为,“黑石号”沉船“盈”字款和“进奉”款器属于同类风格器物,本质上应是当时的地方进奉之物。但有一个观念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认识,我们以前对于进奉或进贡物品一直看得很重,似乎这是一种特殊的、超乎寻常的待遇,进入皇家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物品, 这导致我们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但实际上在进奉成风的唐代中晚期,各地呈献给皇家的不一定全是十分高档的贡品,而一旦进奉成为常规以后,物品的总体水平一定会下降。而且, 皇家自身对许多进奉物品并不见得十分看重,白居易《重赋诗》“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就是客观的比喻。

  如果说,类似“盈”字款和“进奉”款器这样的器物属于进奉皇家府库的物品,不应出现在远涉重洋的外国沉船中的线 年)的皇家旨意可启发我们从朝贡贸易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其时,外国航船来到中国,带有进奉使命者很多。而作为礼仪之邦,朝廷给赐或回赠土宜礼物,也十分正常。长庆四年(824 年)波斯人李苏沙应该就是这样的商人,他的进献举动一定得到了回报。因此,笔者认为对“黑石号”这种出水的白釉绿彩和绿釉器物,可从官方回赠物品的角度考虑,这种回赠品甚至还可能包括三件唐青花瓷盘和同时出水的金银器等精美器物。

  关于邢窑“盈”字款瓷器为“百宝大盈库”定烧的观点 ,早已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接受,但也受到少数专家学者的质疑。不过,2001 年来,河北邢台及西安地区,陆续出土了不少带有“大盈”款的邢窑白釉瓷标本。 因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除了西安大明宫等皇家相关遗址外,邢窑“盈”字款瓷器在国内不少地区也有发现?笔者认为,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如皇家府库物品的流失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皇家物品流散在唐代有据可查,如“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十五载五月,使回。十余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 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

  不过,开元、天宝时期“盈”字款陶瓷器是否已出现,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晚唐以后, 内库中的器物流散概率比以前更大,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称帝时长安的战乱,出现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局面。唐代皇家府库的破坏,在此又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二十多年后,唐朝灭亡(907年),内库物品不知所终,因此,五代或辽墓出土这种瓷器, 其来源更不可知了。

  关于“盈”字款器在不少地方发现的情况,我们还可从另一层面进行探讨,那就是当时邢窑的管辖权问题。由于唐代文献中有“河北道贡......,洺、博、魏等州平绸、邢州瓷器、魏州棉绸......”的记载。 因此, 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把当时具体执行进贡朝廷瓷器之事都归于河北行政管理机构上。但唐代各地是否一直十分正常的执行进贡任务,实际上是值得研究的。中晚唐时期, 河北一带处于一种并不十分正常的行政管理状态。当时, 河北藩镇割据统治的情况客观存在,“河溯三镇”目无朝廷纲纪,“贡赋不入于朝廷”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如定州的定窑就是在藩镇控制之下,相关研究认为它是唐代藩镇义武军管辖的官窑。 而邢窑这个曾被宫廷依赖进贡的瓷窑,也曾在较长时间内为藩镇——昭义军节度使军政管理 ,窑场产品的主要支配权在其手中,对器物的调配使用,应不是难事。

  此外,一个被指定进贡朝廷用瓷的地方窑场,是否能长期一成不变地接受皇家的旨意,把全部定烧的同一种品牌或名称的器物,运送到长安的大盈库?这实际上存在着很大问题。曾经作为指定产品进贡,不一定就是 长久的执行这种方针,或者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操作。同样, 一个时期有这种类型的进贡物品,后面烧造的也可以是仿制前款的产品。不少地区曾出土有很多晚唐五代时期的“官”“新官”款白瓷,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因此,各地发现“盈”字款的瓷器,不能否定曾经存在过作为百宝大盈库定烧或指定产品的历史事实。当 然,慎重看待各地发现带“盈”字款的瓷器确实是必要的。

  目前,“盈”字款白瓷仅见邢窑有烧造,河南巩义窑未见发现。另外,前几年浙江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曾发现三块印有“盈”字款的越窑青瓷标本。笔者认为,这也可能是与大盈库有关的器物 ,还有可能是模仿进奉的“盈”字款器,其字义与邢窑“盈”字款器大致相同。至于低温绿釉“盈”字款器,目前只了解在西安大明宫遗址有部分标本发现,邢窑、巩义窑窑址均未发现,因此难以肯定其确切产地。不过,诸多邢窑白釉“盈”字款器的发现和“黑石号”载有邢窑白瓷产品及绿釉“盈”字碗和白地绿彩“进奉”款盘的情况,确实很难把这种器物排除在邢窑之外。在河北, 曾见有与“黑石号”“盈”字碗风格相近的绿釉花口碗、白釉绿彩执壶等器物。2017 年,笔者曾在河北博物院展览中见到当地发现的一件与“进奉”盘风格相似的器物碎片(图 14),圈足风格基本一致,底中心也有相似的局部施釉。还有一块唐代绿釉碗残片玉环形底足(图 15),与“黑石号”“盈”字碗底足十分相似。

  另外,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中,曾出土了部分白釉绿彩和绿釉器,其中有两件印刻精细花纹的白釉绿彩盘(图 16、17)及“盈”字款白釉残碗值得关注。唐大和三年(829 年 ) 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后,购买散骑常侍杨凭宅邸 , 并曾,从他长期踞有高官身份并一直在洛阳履道里本宅安享晚年直至会昌七年(846 年)寿终的情况看,这种器物也存在来自皇家的可能。笔者曾在河北临城邢窑陶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见过风格与之颇为接近的标本,盘子底部有支钉痕。(图 18)这种有相似风格的白釉绿彩盘,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在德国佩加蒙博物馆保存的伊拉克萨马拉哈里发宫殿出土物中,有这种类似的绿釉、绿釉黄彩和白地绿彩器,其中白釉绿彩盘、洗等器物,与“黑石号”出水物十分相似。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有同一遗址的类似出土物。

  总结唐代官方器用情况,朝廷重点依赖的瓷器贡窑主要是浙江的越窑和河北的邢窑,而河南巩义窑也是皇家陶瓷器的重要供应基地。三个窑场各有强项:越窑烧造秘色瓷及相关高档青釉制品;邢窑以烧制精细白瓷见长(巩义窑白瓷胎质稍粗,不属唐代顶尖白瓷品种); 巩义窑制作高等级唐三彩陶器(包括白釉绿彩和绿釉及各色釉彩器等)。

  此次“黑石号”沉船陶器中的重要制品基本上都回到原产地中国参展了,但遗憾还是存在的,如打捞的白釉绿彩陶器中最精美的那件龙首瓶等精美器物未能参展。(图 19)龙首瓶长颈细把,容易损坏,运输难度大而未能前来,这是一个遗憾。此壶的釉彩已有大面积脱落,但修长挺拔的造型和器身的流畅刻纹,依然可看到其所具有的魅力。这是一种外来形式的制品,在唐代或被定为稍晚烧造的白瓷和绿釉器物中,可看到一些大同小异的产品样式。 如 1982 年河北蔚县黄梅乡出土的绿釉凤首高足长颈瓶和塔式高足瓶(图 20、21),类似器物在河北有多件。法国吉美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白褐绿三色的高足长身瓶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见造型如此精美的龙首制品。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件 7 世纪飞鸟时代的铜质涂金银瓶,为法隆寺献纳宝物。在正仓院宝物中,有一件 8 世纪的漆瓶,器身有切割银箔板贴成鸟兽及花草纹饰,器物形制与“黑石号”沉船白釉绿彩瓶也有相似之处。这两件器物都传出自萨珊王朝的波斯地区。这种风格的器物,脱离不了阿拉伯地区器物的形制风格。可以肯定,与伊斯兰地区流行特点相近的中国器物是远方来客十分喜爱的产品。

  图 22 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23 白釉绿彩刻划龙纹罐。“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龙首器物在唐三彩和白瓷中也有出现。另外,出水器物中有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图 22)和白釉绿彩刻划龙纹罐(图 23),后者釉彩几乎全部剥落,但器身所刻龙纹十分清晰。这种白釉绿彩龙纹罐,国内考古发掘和传世品中迄今未见。龙在唐代宫廷的象征意义如何?这些器物是否与皇家有关?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统治的不少地区,经济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但江淮一带战乱较少,地方政治结构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 经济秩序恢复得较快。从地理上看,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直达长安和洛阳 , 因此 , 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远强于其他地区。而扬州地处江淮内河航运及出海要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对内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是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关于“黑石号”航船的踪迹,以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研究,多数研究者认为航船是从扬州港起航,也有的认为是直接从广州出发,抵达印度尼西亚,所购主要商品系从长沙到广西兴安转运至广州而来。还有的认为是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直接装运中国货物后起航的。

  从实际情况看,“黑石号”沉船装载的广东窑场瓷器有数百件,其中梅县水车窑的青瓷产品有一百多件,还有一部分未知窑场产品,包括部分青釉大罐。这些,确实给后世研究者带来了一个难题。既然有广东窑场陶瓷器,就可以是直接从广州出南海航行的,船上装载最多的瓷器来自湖南的长沙,从广州来回是最为简便的,装完货即可经南海前往东南亚。但如果北上沿南海往东海抵达扬州,就显得十分遥远了。广州买得到的东西,何必舍近求远去扬州一带采购呢?这看起来大可不必。

  从货物产地看,“黑石号”装载品种丰富,瓷器占绝大多数,南方各地窑场所在地包含了湖南、浙江和广东,这三地相隔已足够遥远。而北方的产地,包括河南和河北。这些南北窑场产地之间,可说相隔千山万水。

  当然,船上还有金银器、铜镜等其他物品,产地也只是推测相对可能较为集中。“黑石号”这些物品的途径不外乎两种,自行采购或进奉获得的回赠。总之,船上的各种物品证明,它们来自五湖四海。因此,阿拉伯商船在中国的最终目的地是无法明确肯定的。

  不过,扬州应是“黑石号”物品的主要来源地,也可能是主要采购点和返航出发地。这从沉船打捞物品中可得到启示。扬州有着庞大的交易市场,而瓷器(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在扬州同样有着广阔的市场,以当时扬州这种巨大的市场消化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外国商贾的要求。

  至于船上所见外国物品,只有少量波斯陶器和玻璃瓶等物品,因此可以说,“黑石号” 从第三国直接转运的证据十分有限。不过,既然可以推测“黑石号”在广州装货入海,同样也可以推断中国航船到达室利佛逝后,货物转载至“黑石号”的可能性。在船上的长沙窑瓷器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而中国货品基本上包含了整船物资,在东南亚国家集中转运来自中国的货品而几乎不见夹杂其他国家货品,这是值得深思的。当然,如果是一对一航船整体驳运,还是可能保持其基本的纯粹性,可能性也更大。不过,这中间还有少量比较贵重(甚至是私密)的金银器、铜镜和陶瓷器,似乎不太可能是整体转让的物品。这些是“黑石号”航船(或船东)的核心财物,有的很可能是直接来自于唐朝宫廷或地方官府机构。而且,来源区域的指向性较为明确,可能来自江淮一带。而岭南地区产品除了陶瓷器,没有其他风物或名贵臻品出现。这几乎可以说, 此船在沉没以前,装载货物保持着这种纯粹性,也保持着航船中国之行的整体连贯性。

  笔者认为,“黑石号”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扬州, 这包括大多数陶瓷器和其他物品。现在存在的三种可能, 都有各自的理由,其中从扬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不过, 最让人困惑的是船上装载的诸多广东青釉大罐该作如何解释?因此,从室利佛逝或广州直接出发的解释,也都有比较合理的理由,因为其间不会出现两次装船的情况。 据研究者介绍,“黑石号”那些装载小件瓷器的青釉大罐产地就在广东,有的甚至直指是新会官冲窑产品。

  从“黑石号”这些大罐装满了小件瓷器和杂物的情况看,这似乎是其基本用途。但笔者觉得似乎还可以推 测,这些大罐一定程度上是用来放生活用品的。如有的大罐下部近足处还有注口,这是储水器(图 24),海洋 航行需要大量淡水和饮品。另外,长久航行还需要很多储物用具,在潮湿的航船存放粮食等必需品及地方土产, 瓷罐是理想器具。“黑石号”到达中国后,也许需要补给此类大型储存器,以防中途淡水和物资缺乏造成危机, 而陈放瓷器不一定是其绝对的初衷。

  还有一点应予注意,“黑石号”沉船舱底发现的中国货物中,有超过 13 吨的铅锭(图 25)和大量石灰。 据介绍,西亚有铅矿,因此应不属阿拉伯人稀罕的物品,只是旅途中用来交换物品。 这些铅锭,是在中国时交易得来的。这种载重量很大的唐朝低档金属物和建筑原材料,似乎不应是在东南亚转运时才放入的压舱物。 1975 年,扬州郊区窖藏也曾出土过铅锭。因此,除了广州,“黑石号”铅锭来自于扬州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总之, 各种解释,各有各的理由。看起来,线 铅锭。“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近期,笔者请教了早期曾参与整理“黑石号”出水文物的专家。据介绍,“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只有一部分是安放于大罐之中,包括长沙窑、白釉绿彩器和其他物品,大量的出水瓷器是露置的。笔者同意这种说法, 最初上船的器物可能是按照产地的软包装排列陈放的, 在海底千余年后,包装腐烂消失,成为完露的物品。 广东大罐解决的只是一部分物品的储存问题,此类器物相对体量较大,但并非庞然大物,搬运存在一定困难,但也不是绝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考虑:1. “黑石号”到达广州后,阿拉伯货品被卸,船体大大减轻,于是购买了这批广东大罐,装上航船用以压舱和储水储物,然后北上前往扬州。2. 从扬州到广东的中国内海航行途中,受到风浪颠簸,造成了器物损失。回到广东后,重新采取保护措施,购置了这些大罐,安放精细的小件器物,置于稳定性较好的舱底。3. 这些大罐购买于扬州。唐代的扬州和广州的内海交通频繁,货物运输航船南来北往,外国人到中国贸易, 实际利益第一,未必会考虑这些大罐来自中国哪一地区。在扬州,曾出土过与“黑石号”大罐风格近似的广东青釉大罐。(图 26)假如在扬州购买广东货物,也并非绝对不可能。

  扬州是唐代一个带有国际化意味的港口城市。在扬州,有着许多中外商贾,其中有很多波斯和大食等国客商,经营着所谓的“胡店”和“波斯店”。 中唐时期,大批大食、波斯商活跃于扬州。中晚唐时,还有很多商贾在此活动,大和八年(834 年),唐文宗在诏书中有保护“南海蕃舶”与“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的规定。大和八年晚于宝历二年仅仅八年,这一时间段确实有很多波斯、大食商贾在这里从事中西各取所需的国际商品交易,“黑石号”只是其中的一艘运输航船。2004 年,扬州市凯运天地出土一方“唐故李府君墓志”, 记述了“身居西域”的“贯波斯国人”的摩呼禄,“云水舟航”来到扬州,于大和九年(835年)终老于扬州江阳县 。他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在扬州生活的波斯人,再次证明这一时段是扬州的波斯等国商贾云集颇多之时,推测其应是经商而定居于此。从时间推算,“黑石号” 沉没时,他很可能仍然在世。

  在过去几十年中,扬州地区出土了很多瓷器及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唐青花资料,还有大量长沙窑瓷器。另外还发现了各地窑场的许多瓷器及标本,如白地绿彩吸杯、盘、贴花龙纹碗等器物,与“黑石号”同款制品风格相似。还有那些与江淮风格接近的出水金银器、铜镜也可作间接参考。至于标有纪年文字的江心镜,更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它清楚标明就是扬州生产的。

  长沙窑与扬州城注定有着不解之缘,扬州出土许多长沙窑瓷器及标本的情况可以证明,唐代长沙窑瓷器曾在这里落户,也曾有无数器物源源不断地从长江航道经扬州再出洋或转入大运河北上,销往北方各地。而国外发现的许多唐代瓷器与扬州出土的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

  不过,南海是“黑石号”航船的必经之路,因此广州也应是其必然停靠的港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广东梅县水车窑和可能属于珠江口甚至西江流域窑场的器物提示了其最大的可能性。

  遥远的旅途和原始的交通工具存在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比如说,航船装载物是否一定都是从扬州港进的货物?以前曾有赞同“黑石号”从扬州港起航的专家认为,船上的越窑瓷器也有可能是从明州港补充的。 有的甚至怀疑“黑石号”长沙窑瓷器等货物可能就是从宁波装船起航的。

  那么,现在也可以思考回程可能停靠的港口水域, 例如,广东陶瓷器是否一定都是从广州港上船?如从扬州沿东海海岸线往南,潮汕地区也是必经之路,途经潮州也许可以购买梅县窑的瓷器。潮州距广州 400 多公里,离梅县很近,仅约 134 公里,那里存在贸易瓷销售点的可能性。有研究者认为,唐代梅县窑青瓷的输出, 主要是沿梅江顺流而下:由梅江至韩江再至潮州港。不过,有当地研究者认为,“黑石号”梅县窑青瓷可能是利用东江通道:逆梅江而上,经兴宁市宁江河和五华县五华河到龙川县(水陆转运)至东江到广州港。 虽然这两种路线均可反映唐代梅县窑的贸易途径,但潮州港显然更为便利,那里应是一个唐代梅县窑瓷器的重要外销点。因此笔者认为,梅县窑青瓷在途经潮州港时购买, 应该也存在可能。此外,1978 年,扬州地区曾出土有与 “黑石号”出水风格基本一致的唐代广东青瓷罐。(图27、28)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器物产地在汕头一带。 这或许也可作为“黑石号”停靠潮州港购买瓷器的参考数据。图 27 青釉短流四系罐。“黑石号”沉船 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近期有广东专家通过调查,了解到西江流域的云浮市郁南、德庆甚至肇庆市封开等县的窑场,都烧造过与“黑石号”出水黑陶罐相似的器物。(图 29)笔者认为,这一情况使“黑石号”那些广东陶瓷器又有了新的研究点。当然,也可设想,其间是否还有来自广西地区的其他器物存在?这几个地区均距离广西很近,封开到梧州仅约 120 公里。不过,这种制作粗糙的器物,应是用以储物的生活用品,不是特意购置的东方特产。另外,“黑石号”陶瓷器分别来自粤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并不一定表明航船都去过这些地方,采购地点可能还是相对集中的。

  综上所述,这艘阿拉伯航船来到中国后,可能在广州停留,然后前往江淮地区,那里也有他们自己的贸易落脚点和货物集结点。几乎可以认为,“黑石号”进入理想目的地,清空了所有本土货物以后,开始大量采购中国物品,而这个采购地点就是扬州。从沉船打捞情况来看,长沙窑瓷器是最主要的购买目标之一。当然,其他无法在海底存在的易腐烂货物早已荡然无存,航船沉没,陶瓷器最终成为后人所见最丰富的见证物。

  沉船被发现,加深了我们对古代航海史的了解和认识,而瓷器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古代沉船出水或出土最多的物品。当绝大多数沉船货品已经腐烂甚至消失以后,瓷器产品在海底长久保存。这是窑火的作用,火的艺术造就的物质永久不灭,这就是瓷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器及其他文物,是对中华文明礼赞和对历史文化艺术讴歌的重要实物证据, 唐代陶瓷匠师的聪明才智,在这里有深刻的体现。透过这些文物,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中国灿烂文化的遗韵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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